新制度经济学发展综述

新制度经济学发展综述

新制度经济学是上世纪70年代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兴经济学分支，再往前则可以追溯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凡勃仑为创始人的制度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就是利用经济学的方法来研究制度的经济学。按照科斯的定义，新制度经济学就是利用正统的经济学理论（新古典经济学）去分析制度的构成和运行，并发现这些制度在经济体系运行中的地位和作用，新制度经济学大大拓展了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从九十年代初期开始，新制度经济学在我国经济学界几成一种理论时尚，尤其是有影响的中青年经济学者，多与制度经济学沾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特殊时期。新制度经济学关于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等方面的分析和理论有利于帮助人们掌握转型中一些规律性的东西，有利于决策者在改革方案的设计上更科学，从而降低制度变迁的成本。因此，有必要在综述新制度经济学发展的基础上，探讨这一经济学分支在我国的理论研究方向。

一、 制度主义的兴起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之后，西方经济学在经济理论上陷入的危机，一直占统治地位的新古典经济学的市场理论正日益丧失解释力。造成这种困境的主要原因来自于新古典经济学的两大缺陷，一是孤立的个人主义假设，一是完美的市场假设。新古典经济学将随机和偶然因素排除在分析体系之外，使得经济理论发展为一门类似于数学、物理学的学科。凯恩斯主义革命引入了一定的不确定性思想，然而其后的新古典综合派通过形式化处理凯恩斯的宏观分析方法，综合了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主义思想，却丢弃了凯恩斯关于风险、不确定性与预期等革命性的思想。制度经济学就是在批判传统经济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创始人凡勃仑综合了达尔文进化论、德国历史学派、美国早期实用主义的分析方法，对资本主义的历史与现实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将经济分析的核心转向制度，形成了研究经济问题的制度主义方法。后来，康芒斯将制度主义进一步发展与光大。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制度经济学成为美国经济学界的一大学派。

二、 制度主义发展的四个阶段

从时间上划分，制度主义的演变大体经历了以下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以凡勃伦、康芒斯和米契尔为代表的旧制度学派。凡勃伦注重制度分析和强调制度因素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发对把制度因素作为分析经济活动的前提，主张从制度或结构上来改革资本主义。而康芒斯特别强调经济的、法律的和伦理的作用，把资本主义的产生归功于法律制度。但是，旧制度经济学与古典经济学是对立的，他们的观点不是理论性的，而是反理论的，更多的只是一些描述性材料。

第二阶段：20世纪三四时年代，从凡勃伦和康芒斯到加尔布雷斯之间的过渡阶段。这一过渡时期的代表人物是贝利和米恩斯，他们从社会和企业结构的角度分析资本主义经济问题，把经济制度微观化为企业制度，具体化为权力结构。贝利和米恩斯认为，美国企业大多数股权分散，企业控制权实际上掌握在经理层，这就造成了所有权和控制权分离，这一分析为后来新制度经济学的委托－－代理理论奠定了基础。

第三阶段：以加尔布雷斯、缪尔达尔和海尔布伦纳为代表的时期，他们也被称为后制度学派。凯恩斯主义出现后，制度学派被主流经济学所忽视。后制度学派利用制度结构分析方法，对新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进行批判。他们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凡勃伦的传统，主要研究制度对社会生活的决定作用以及制度的演化过程。

第四阶段：以科斯、德姆塞茨、偌斯和威廉姆森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的主要研究内容是：产权理论、交易成本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和制度变迁理论。他们运用新古典经济学的逻辑和方法，侧重从微观角度研究制度的构成、运行以及制度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

三、 新制度经济学与早期制度经济学、后制度经济学的比较

新制度经济学与早期制度经济学存在着一定的理论渊源。新制度经济学的某些理论灵感和基础概念直接或间接地来自于早期制度经济学，特别是康芒斯早期研究所有权与法律的经济学。但是，新制度经济学与早期制度经济学和后制度经济学对制度及经济现实的认识以及分析方法存在本质差别，属于两套不同的理论体系。

（1） 两种不同的制度分析法：二分法与交易成本法

早期制度经济学早期制度经济学从制度与技术、仪式与工具的二分法来看待、解释经济的发展的。而几乎全部新制度经济理论研究的落脚点都建立在“交易成本”这个概念之上。交易费用的提出改变了新古典经济学把企业视为生产函数、市场交易瞬间完成以及交易费用为零的

（2） 人的行为的决定：文化的视角与成本的视角

凡勃仑对新古典主义以理性涵盖人类复杂的习惯活动的观点提出了批评。凡勃仑认为，经济系统中的个人是文化的产物，个人行为由社会环境和人的本能共同支配。人类的行动是他的遗传特性和过去经历的结果，行动不能被理解成效用与成本的计算，而应当从人的“本能”及所存在的环境重新去寻找决定行为的因素。新制度学派也认识到新古典主义的“经济人”假设的不现实，因而力图采取与传统经济学完全理性人不同的假设。交易费用学派代表人物威廉姆斯在一系列市场和等级的研究中，所依赖的关于人的认知能力的前提则是西蒙所倡导的“有限理性”。从“无限理性”到“有限理性”，这应该说是新制度经济学对新古典假设的一种改进，但其实质是将这种认知的差异归结为新的成本——信息成本，即在新古典主义预算约束的基础上，增加信息约束。这样通过运用交易成本进行新的阐述，维护了新古典理性选择的内核。

（3） 对市场作用的看法：两者的根本差异所在

康芒斯认为，市场秩序并非只是看不见的手的结果，也是集体行动实现从利益冲突中创造利益的相互关系的产物。康芒斯还认为，如果斯密认识到这一点，他一定会发现，不是一只看不见的手在引导个人的利己心在走向公共的福利，而是那看得见的普通法庭的手在采取当时和当地的良好习俗，使一些顽固不驯的个人必须遵守、符合休谟所谓的“公共效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实质是通过交易成本概念的提出，得以将新古典的成本—收益分析方式统一到制度领域。这样，制度和商品一样，都是可在自发的市场交易中实现优化与均衡的。

（4） 方法论的区别：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

早期制度主义和后制度主义的一个鲜明特征是以集体主义方法论为基础。他们认为，处于孤立状态的个人是根本不存在的。新制度学派也意识到个人主义方法论的局限性，从而也具有某些集体主义的倾向。这种倾向尤其见于新经济史理论中，特别是诺斯对意识形态的分析带有集体主义的色彩。但是，归根结底，无论是新经济史学、产权理论、交易费用理论或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其他理论，个人作为原子式的财富最大化主体，始终是分析的基础。新制度经济学在方法论上相对于新古典经济学，并没有太大的创新，仍是个人主义的。
四、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框架

新制度经济学通常关注下述四个方面的研究领域：（1）交易成本和产权；（2）政治经济学和公共选择；（3）数量经济史（制度的微观经济学）；（4）认知、意识形态以及路径依赖的作用。其中，交易成本和产权是核心。他们大多数关心两个核心但又不相同的问题：（1）制度如何影响经济增长；（2）制度的演变（即制度的来源）。

新制度经济学对制度的分析主要包括三个层面――微观层次、中观层次（利益集团）和宏观层次（国家理论）。从制度的层次来看，有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以及实施机制。正式制度更多地与国家（宏观层次）联系在一起，而非正式制度更多地与个人、企业和利益集团（微观和中观层次）联系在一起。

在微观层次重点探讨六个问题：（1）人类行为与制度的关系；（2）合作与互惠制度；（3）交易费用及测量问题；（4）产权理论；（5）契约理论；（6）企业理论。科斯利用其开创的交易费用分析范式对企业本质的分析大大深化了我们对企业的认识。

在中观层次重点探讨集体行动与制度选择的问题。奥尔森证明，在严格坚持经济学关于人及其行为的假设条件下，“经济人”或“理性人”都不会为集团的共同利益而采取行动。也就是说在追求利润最大化时，并不能得出集体利润最大化的结论。奥尔森指出，在经济学和社会学中，实际存在两个基本定律：一是在某种情况下，当个人仅仅考虑其自身利益时，集体的理性结果会自动产生。这种情况下，个人主义是有效的。但在另外一种情况下，不管个人如何追求个人的利益最大化，集体的理性结果都不会自动产生。这种情况下，必须借助“有形的手”即适当的制度安排，才能得到有效的集体结果。

在宏观层次上，主要分析制度和国家理论。关于制度变迁的国家理论既要解释造成无效率的产权的政治或经济组织的内在的活动倾向，又要能说明历史上国家本身的不稳定性，即国家的兴衰。在国家理论上，新制度经济学的最大贡献是把国家作为影响经济绩效和制度变迁的内在变量纳入分析框架，并运用经济理论研究了国家的起源、作用和演变等问题。

五、中国新制度经济学研究概述

第一本涉及到新制度经济学的中文书，是1985年出版的《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是一个叫作勒帕日的法国人写的。1987年，威廉森教授应邀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讲学，系统地阐述了他的“交易费用经济学”，引起了更大的反响。大约于1988年，科斯教授的著名论文“企业的性质”被翻译成中文。1990年，上海三联书店出版了科斯的《企业、市场与法律》。1988年，香港大学的张五常教授在他的随笔集《卖桔者言》中，以通畅易懂的语言，使科斯的名字超越了经济学界。诺斯教授的《西方世界的兴起》，《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和《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在九十年代初先后被翻译成中文。2001年又有张五常教授的两本著作的中文版，《佃农理论》和《经济解释》出版。到了九十年代初，在《经济研究》和《经济学动态》中出现了两个专门的系列，是专门讨论制度经济学问题的。《经济研究》的系列大概没有专门的名称，《经济学动态》中的则冠名为“新政治经济学”讨论。在我国，研究新制度经济学的最著名的学者当数师从新制度经济学创始人科斯的香港大学教授张五常。其他的还有北京大学张维迎和林毅夫、天则经济研究所的茅于轼、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卢现祥、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军等等。

制度经济学在中国的兴起，显然与中国正在经历一个制度变迁的时代有关。首先人们需要理解，为什么计划经济是一个效率较低的经济制度，而市场经济则有效得多。西方经济学的主流理论，新古典经济学在很大程度上是在既定的市场制度条件下的经济学，它一般不解释不同经济制度的优劣。在各种理论的竞争中，新制度经济学的出现，似乎对上述问题给出了简洁而有力的解释。针对列宁提出的“整个社会就像一个大工厂”的形象比喻，交易费用理论指出，企业内组织费用作为交易费用的一种，当企业规模超过一定限度时，会随着企业规模的增大而增加，在企业组织的边际费用与市场交易的边际费用相等的那一点上，就是企业与市场的边界。如果企业超出这一点继续扩张，以至扩张到了整个社会，显然企业的组织费用会远远高于市场的交易费用，也自然会导致经济效率的下降（盛洪，1994）。新制度经济学的另一个重要概念，产权，也似乎有着很强的解释力。尽管国有产权在概念上可以是明确的，但一个有效的产权还要能在现实中有效行使（张维迎，1995）。因而国有产权形式是国有企业的根本问题。

在新制度经济学研究中，中国学者最有理论增量的地方，是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方法对中国经济问题的分析。一个比较有成就的方面，就是对国有企业的讨论。除了用产权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解释国有产权制度为什么缺乏效率以外，还注意将市场价格机制和竞争引入到理论中。如张军强调自由退出对企业制度的影响。应该说，新制度经济学在中国更大的用武之地，是对过渡经济的研究。如林毅夫等人的《中国的奇迹》，盛洪编《中国的过渡经济学》，天则所的由张曙光主编的《中国制度变迁的案例研究》（第一辑，第二辑），樊纲的《渐进改革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张军的《中国过渡经济导论》。在一般经济问题的研究方面，中国经济学家也有精彩的贡献。例如汪新波“对企业性质的重新思考”，就是用时间要素超越雇主与雇员、资本与劳动的对立，来进一步思考企业的性质。周其仁的“市场里的企业：一个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的特别合约”中，则着重人力资本的自然法性质，即它只能属于它的自然载体—— 活生生的个人，即使法律制度将一个人的人力资本的产权赋予另一个人，前者也可以通过“关闭”自己人力资本的对外通道来对抗。在更多的时候，中国学者表现出了敏锐的问题意识和上乘的理论悟性，只是或者缺少形式化的努力，或者没有总体的突破。例如唐寿宁沿着布坎南的思路，提出了市场制度本身也具有立宪性质，即它不仅是一个价格形成机制，更是一个制度形成机制。只是他的这篇论文，“论市场的立宪功能”，表述得过于散文化，没有对这一命题作严格的论证和深入的讨论。林毅夫的“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则对论题作了较完整的理论回顾、文献引证和分析论证。尽管他的结论大多建立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诱致性变迁”和“强制性变迁”这一对概念的提出，还是为后来的研究提供了一个简便的分类和分析的维度。虽然在奥尔森的理论中，“利益集团”作为一个负面的概念，引伸出了整个分析框架，但运用利益集团理论进行分析的张宇燕，却在对中国制度变迁问题时发现，利益集团的存在有时也有正面意义。

六、中国新制度经济学研究应该注意的问题和未来发展

1、中国新制度经济学研究应该注意的问题

中国的改革实践为我国理论界对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提供了土壤。我国制度经济学研究中有四大问题值得我们深入探讨：（1）制度是自然演化的结果还是人为设计的结果。我们应该重视自然演化这种制度创新方式。（2）正式约束与非正式约束的关系。我们应该注意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非正式约束建立的滞后对我国改革的制约。（3）诱致性制度变迁与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关系。在我国市场化的过程中，扩大诱致性制度变迁的范围越来越重要。（4）制度设置与制度实施机制的问题。我们在注重制度创新的同时更要注意实施机制的建立。

2、中国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的未来

我国现在正处于一个信息革命的时代，中国学者不仅会受益于中国资源，他们必将把全世界的资源视为自己的资源。他们不仅同样关注西方学者关心的问题，也将会关注以往被忽视的其它文明。善长数学的中国学者，如果再加上对制度的深刻理解，也有可能在用博弈论的方法构造制度理论方面有所建树。未来新制度经济学关心的共同问题包括：（1）制度变迁问题；（2）市场经济自身的问题，包括外部性问题及其它市场失灵的问题；（3）全球的外部性问题，如全球环境，公海捕鱼，南极问题，太空问题等；（4）国际经济政治秩序问题，即能否在没有世界政府的条件下，建立公正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和平解决国家间冲突的问题；（5）政府的起源、性质和演进的问题；（6）道德与宗教问题，即这些无形制度的起源、性质和演进，以及与有形制度间的互动问题；（7）将智力活动纳入产权体系和市场体系的制度创新，以及这种活动在市场经济中的特殊性质；（8）不同文明间的冲突、融合和整合的问题。

目前我们所欠缺的，是金融资源和学术机制。由于缺少金融支持，对制度经济学的研究相当零落。许多有理论价值的论文，多是发表出来就没有下文了。而理论的发展，如同美国制度经济学那样，正是一篇论文激起了别人的灵感，通过相继的讨论甚至争论，以及进一步的发挥，才能形成有阵容的理论学派。而在中国，不少有潜力的学者却因为生计问题分散精力，从而缺少对重要问题的持续攻击。从学术组织角度看，虽然制度经济学在中国风靡一时，但还缺少有资金实力的研究机构支持系统的研究。也许，制度经济学家首先应该解决的，是自己的制度问题。包括融资制度，学术组织，研究纲领和分配机制。随着中国在经济上走向繁荣，当有更多的资源通过有效的机制注入到研究中来，我们也许会迎来一个中国制度经济学与中华学术发展的鼎盛时期。

参考文献：

[1] 盛洪.现代制度经济学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2] 卢现祥.朱巧玲 新制度经济学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3] 卢现祥 我国制度经济学研究中的四大问题,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 2002年第01期

[4] 张五常 经济解释－张五常经济论文选，务印书馆，2000

[5] 马克·斯考林(美) 现代经济学的历程 ,长春出版社, 2006